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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78天前 / 阅读 :
"小阳春"假象将拉长楼市调整周期 精彩观点:
世界经济都在呈现衰退态势,其内在的逻辑任何人改变不了,中国的经济迟早也要经历这段调整的过程。
暴利需要定义吗?根本不需要定义。一家几口所有人所有的存量财富,都拿去买一个价格高得离谱的房子,这难道还不是暴利?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 易宪容
作为社科院金融研究中心金融研究员,请您简单回顾一下房地产业的信贷政策历程?
易宪容:中国房地产市场的信贷政策是非常明确的:1998年开始,信贷政策重点放在如何鼓励改善居民住房条件以及解决住房问题上,贷款对象只针对自住性购房的消费者,而对高端商品房消费绝对不能贷款。2003年以后,由于商业银行的一些问题,出现对信贷政策扭曲现象;2007年,国家出台调整和严格限制第二套住房投资的信贷政策。
有人说开发商最怕经济学家,而经济学家当中,最怕易宪容?开发商为什么怕您,您所看到的房地产市场是怎样的?
易宪容:其实,也没有谁怕谁。只是每个人表达的立场不同。
从整体来看,特别是近几年的房地产市场不正常。通过房地产市场大规模交易,民众的财富已经发生了重大的转移分配,大众利益转移到某些人手里。特别是目前房价水平较高,消费者在购房时还存在一系列问题。
从03年、04年开始,房地产市场已经出现明显的不正常现象,到了07年,中央政府已经有调整的意识,分别出台了24号文件、359号文件、64号文件、131号文件等政策,有意通过08年的政策调控让房价回归到民本位基础之上。08年下半年,中国正好赶上美国全球金融危机,政府出于担心经济出问题的考虑,在房地产市场调整方面放不开,所以出现目前这种不正常的现象。
虽然政府把房地产业作为支柱产业,但是这一切都是建立在改善居民住房条件的基础之上。有一些开发商常说不要"妖魔化"开发商,实质是他们自己把自己"妖魔化"了。近期不少城市出现假按揭、假排队现象,在任何一个竞争充分的市场里面,不会发生靠发布虚假信息欺骗消费者的事情。
您怎样定义"暴利"这个词?
易宪容:暴利需要定义吗?根本不需要定义。一家几口所有人所有的存量财富,都拿去买一个价格高得离谱的房子,这难道还不是暴利?
有人说房地产为中国GDP做了多少巨大贡献,然而即便GDP再高甚至超过美国,老百姓仍然过着穷苦日子又有什么用?所有取得的经济成果都应该回归民生问题,离开民生谈"房地产核心竞争力"、"优秀房企"根本没有用,所有的基点都应满足民众的居住条件,让老百姓轻轻松松地买上房,没有现在这么大的经济负担。
因此,我认为目前房价应该全面调整,建立一个以消费为主导的房地产市场,让老百姓轻松买房,住上好房子。
如何看待中国的住房保障体系?
易宪容:早期中国房价很高的时候,那时保障性住房还很少,因此就开始大规模兴建保障性住房;但是现在保障性住房多了,有开发商就开始说保障房冲击了商品房市场,把商品房价格压下去了,因此就不应该继续建保障房了。这种认识是不正确的,我们的舆论应该跳出开发商的思维方式。
有人把您冠以"房地产平民代言人",您是怎样的看法?
易宪容:我从来不代表任何人,这只是做人的良心和基本道理。一个读了这么多年书的知识分子,应该客观公正地探讨经济规律,推动现代社会的和谐发展。
有不少"易粉"开始质疑之前您提出的"房价下跌论",有人说您过分强调经济大环境的力量,小看了先富起来那部分人的经济实力和消费潜力?
易宪容:第一,别人发表自己的言论不重要,无论怎样的观点和看法,都代表了各自看问题的判断标准和讨论依据。
第二,先富起来的那部分"有钱人"真的买得起房吗?首先,国家政策明文规定,不得投机炒卖商品住房;其次,这部分所谓的先富起来的"有钱人"真的买得起房吗?如果他们买得起,就不会天天争论要不要放开第二套住房政策。他们要是真的有钱,买再多房子都没人管得了,但是他们没钱,就只好找银行借钱来买房。现在一些概念都是开发商自己编造出来骗人的,舆论应该炼就火眼金睛,帮助民众辨明真相。
您看到了中国房地产市场一些不规范、不正常的现象,能提供一个除去病根的药方吗?
易宪容:世界经济都在呈现衰退态势,其内在的逻辑任何人改变不了,中国的经济迟早也要经历这段调整的过程。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房价都在跌,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救市"政策却救出了一阵"小阳春",不知道这段"小阳春"从何而来?假按揭、假排队造成的"小阳春"假象只会将房地产市场调整的时间拉长,调整时间将被拉长3年、4年甚至更长10年。
未来房价将全面下跌调整到位,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中国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地发展。除非政府不想把房地产泡沫放大,否则那时崩溃比美国还厉害。如果房价下跌的速度慢,调整的周期长;如果房价下跌的速度快,见底以后调整的周期就很短。
嘉宾简介:易宪容, 1958年出生于江西上高,1989年获得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1997年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经济学博士学位,1997年7月进入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1998-2000年到香港大学经济金融学院做合作研究,1999年7月曾到台湾清华大学做访问研究;从1998年起为国际新制度经济学学会会员。目前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中心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