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十个区县新近公布了其十二五期间所谓人口调控数据，让人们看到这座城市对于未来五年经济发展速度与效率的一些担忧和思考及对策。但作为京津冀经济圈中心城市，北京此举也让人们疑惑：调控人口增长，真的有利于实现本地区经济的长远发展目标吗？

观察中国经济发展近些年来的趋势，人们已经看到，珠三角异军突起，形成了珠江三角洲经济圈，被称为中国经济发展的第一极；浦东新区的开发，长三角城市圈拔地而起，成为了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二极。

从环渤海地区的建设已作为国家重大发展战略来看，由京津冀地区组成的所谓“环渤海经济圈”，应该成为中国经济的“第三增长极”。据称，国家发改委地区经济司历经五年时间调研、编制，目前已经形成京津冀都市圈较为完整的区域经济规划蓝图。但这个梦想要变成现实，还要走怎样的路？与其他两大经济圈相比，为什么京津冀经济圈的竞争力始终有些落后？摆在眼前的最现实问题是什么？

《华夏时报》记者1月12日邀请曾向中央领导提出了开发天津滨海新区战略构想，并得到了支持的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教授许正中先生发表看法。

控制人口增长必然导致发展滞后

《华夏时报》：您怎样评价人口数量增长的趋势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目前区域经济发展是否都面临同样的问题和挑战？

许正中：世界银行去年有一个报告就提到区域经济发展的问题，认为市场在塑造着世界经济地理。我们都知道，现代区域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倾向于大城市群。中国不仅已出现大城市群，未来很有可能出现星云级城市群，即连绵5000万到一亿人口的城市带。我们看到，全球分布在离海岸线70公里以内的人口，占全部人口60%以上。

在中国，过去有观点认为，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等三大经济圈将支撑整个中国GDP的60%到80%。其实这是必然的，但也有必要思考的问题是，我们是否必须“调控”这些地区人口增长？我认为，人为控制这些地区人口增长或流动，必然带来经济的损耗。

目前世界经济发展最慢的国家，是俄罗斯，其人口流动不足1%。所以，人为控制人口流动的数量和速度，这是不行的。

现代经济有三个很重要的特点：人口聚集、专业化分工、距离缩短。环渤海或京津冀联动经济带，我过去称之为高技术产业带，其中人口有大量高端技术人员，从海淀区出发，可看到京津冀经济带已有18到19个技术开发区签订协议，承诺增加相互之间技术人员的流动。这必然带来很大经济收益。我记得仅京津之间牵涉信息技术方面的贸易自由化，一年增加贸易额度就达1000多亿元。这是一个相当大的数字。

所谓调控人口增长，第一，控制得了吗，显然不行。第二，强制调控，必然导致经济发展滞后。人口总是要流动，产业发展不可能光要高端人口，没有低端人口就难以形成合理的产业生态。显然也不行。随着该地区城际高铁的开通，沿着京津唐高速公路和京津高速公路，必然形成大的城市带，而大城市通常都是2500万人口的规模。京津已是地区双核城市，而滨海新区，已形成事实上的多核异构的连绵城市。未来有可能在多核异构的城市间(论坛新闻视频)展开争夺极点，在相互竞争中展露成功。

我们还看到，中国人口增长的基数，主要在农村，而不在城市。控制人口的增长现在看来未必要寄希望于计划生育政策，因为已可以通过人口的流动，大量降低人口总数的增长。比如，这么多年计划生育政策的实行所降低的人口增数，并没有韩国、日本以及中国台湾省通过城市化所降低的人口增数多。

所以，为实现区域经济发展目标而控制人口增长，必然要增加很多约束条件，也就必然会打破本地区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机制。

《华夏时报》：区域政策基于国家战略要求与地区实际需要的有机统一，有力地推动了各地区充分发挥各自比较优势，培育优势产业，发展特色经济，提高地区竞争力，推动实现全国整体利益的最大化。但京津冀区域经济发展多年来，其城市周边地区贫穷状况为何一直难以像珠三角、长三角那样有根本改变？

许正中：这是一个实质性问题。京津两地其实都可以从传统农业社会直接进入现代知识社会时代中，这要求两地必须把所有生产要素都纳入到现代产业体系里，十二五已明确提出中国要建立现代产业体系。但过去农业与工业与知识产业之间，相互不联动。那怎么办？比如搞创意产业，可以考虑发展创意农业，这样农业生产力的浓缩问题解决了。这要求充分放开，比如远郊县政策与北京市区政策完全一样，来北京的人与北京原居民所享受的政策完全一样，问题立刻得到解决。

但我们看得出来，改革开放30年来，北京市每一次的产业发展，其推动政策，都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都要对外来人口设置门槛，而一设门槛，大家就都有意见，然后就取消推动政策，于是接着就出现关联增长的问题。所以，只有产业之间的融合与联动，生产要素的充分流动，才能使经济得以快速发展。也就是说，十二五期间，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生产力的浓缩和转移。

由此观察京津两地经济发展，其内部生产力没有得到浓缩，也没有相互融通，而人员的流动，是解决经济增长问题的最活跃要素。近三十年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实践证明，流动性几乎决定了经济的竞争力。

地方权力竞争远远超过经济竞争

《华夏时报》：中国目前已形成的三大经济圈，人口密度不断增强，但这些地区也是中国经济中最具有活力的地方，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主力军。三大区域经济圈为了能在未来发展中取得优势，正在进行着一场角逐。而与其他两大经济圈相比，为什么京津冀经济圈的竞争力整体来看始终有些落后？京津冀为何竞争不过珠三角、长三角？

许正中：我认为，这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权力进入市场。地域之间的分割，尚未形成标准化政府。我在《滨海新区打造经济增长第三极》这本书里，已提到这个问题。

而珠三角地区的发展，是在同一个省级政府的领导之下进行。其地区之间的合作，主要由于香港经济的辐射，深圳、珠海和广州三角的拉动，然后还有东莞、中山等几个小虎的竞争。这样的内部竞争、集体向外的动力机制，使该地区经济得以迅速发展起来。

在长三角地区，过去计划经济时代上海一海独大，但已形成了经济增长体，而其他地区的经济与其形成互补，在经济的长期互补过程中，解决了受权力制约的问题。

京津两地，一向是地方权力竞争远远超过经济竞争。当然，其权力竞争背后也是经济竞争。比如，当初北京选出海口，选的是唐山，而不选天津；北京产业转移，是向唐山转移，也不往天津转移。

因此直到今天，京津两地产业互补性尚没有形成。由于权力竞争的介入，京津两地区域经济的竞争机制不畅，流动不充沛，从而没有形成平面结构，而是形成立体结构，权力人为进入打了个楔子。

随着京津城际高铁的开通，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这一点。但问题存在的根本还没有彻底割除。

当然，两个城市之间经济的融合，必然有一个向高端攀升的问题。现在，中央已经明确，天津主要搞制造业，北京主要搞高新技术和创意产业。但在这样的异构化格局形成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北京的高新技术产业，有的时候可以扩散到深圳，其与深圳之间的关联比与天津之间的关联还要紧密，这表明无论如何努力加速两地经济融合，很多历史形成的问题，比如文化的认可程度，政策的一致化程度，在这些条件上，一时难以有根本改变。我当时就提出，京津两地能否首先通过实现电话号码统一，和实现网上迅速漫游，实现两地人员往来与交流的迅速和无缝隙？

《华夏时报》：在您看来，京津冀仍然以行政区为板块的发展方式如何才能得到根本改变？

许正中：根本改变的办法是建立和打造标准化政府、服务型政府。比如北京、天津，包括河北，实行统一的公共服务标准，这样问题就解决了。将来全国都应该这样。同时各地方政府可在其授权范围内进行其他政策方面的竞争，目的主要还是为了充分释放市场的力量，从而保证区域经济的发展。这当中主要还是为了充分释放个人的力量，这是基于人的发展，可以解决很多很多社会发展的问题。

《华夏时报》：您曾创立的“专业化制衡多螺旋激励原理”，被认为可以推出许多定理及其推论，应用领域十分广泛。这一理论目前在京津冀地区经济发展中可以有怎样的运用？

许正中：多螺旋激励相当于我们刚才所讨论的多核异构。在京津冀经济圈，京津分别都是个核，未来知识经济方面，廊坊也有可能成为一个核，还有唐山，未来也有可能是个核。在形成多核过程中，所谓多螺旋激励，简单地说，比如河南安阳与河北邯郸，虽分属两省，但非常有意思的是，双方之间相互学习，邯郸有个什么新举措，安阳的领导不打招呼就跑去学习；安阳有什么新的举措，邯郸的领导也跑去学。这告诉大家，可以流动性解决相互学习的问题，中央现在也提倡相互学习，提倡学习型社会。

互联互通产业带有待形成

《华夏时报》：我们是否可以因此预料未来五年之内，京津冀区域的经济发展整体实力将超越珠三角或长三角？

许正中：区域板块之间的竞争，是当前区域经济发展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京津冀经济区经济总量五年内能否超过珠三角或长三角？我认为有这种可能性。但凡事也不应太乐观。

比如在珠三角，深圳已经开始腾笼换鸟，传统的工商业已经变成了高新技术产业，一些地区已经实现彻底的社会转型。并且，以港、深、珠以及广州、东莞等为新技术产业轴的珠三角大城市群，已经形成。

在长三角，以上海为中心，向西是苏、锡、常、宁、镇、扬，向南是杭、嘉、湖、甬，向北是南通、连云港(601008,股吧)，这个巨大的经济板块未来将重新激化，其经济崛起将十分惊人。

而在环渤海地区，经济轴心尚未形成，京津冀产业带也没有形成。

至于三大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之竞争结果，现在很难预料。关键取决于政策和制度设计。目前看来，珠三角和长三角还是先行了一步，滨海新区和北京现在已感到压力很大，追赶的趋势很猛。但在南方，珠三角和长三角这两个经济轴心地区的地方政府，一定已达成共识，

比如长三角区域从杭州到南京之间的城市带，其经济崛起在未来将非常了不起。

而环渤海各城市之间经济的互通互融仍处在初级阶段。但放眼我们要实行的钳鰲战略，可以看到，胶东半岛正好伸近朝鲜半岛中间，同时有中国的海洋化战略，以及日本的大陆化战略，多种战略在这里形成交叉点，将促使京津冀经济圈未来前景无限。所以，这一区域的各地方政府，谁能率先在制度层面、文化层面、战略层面、政治支撑层面等成功突围，谁就能使当地经济脱颖而出。也正因此，这与每一个地方政府的一把手能发挥怎样的作用，实在至关重要。如果五年换一任，思路一改变，那就有些麻烦。

《华夏时报》：据说您曾向中央领导提出了开发天津滨海新区的战略构想并得到了党中央国务院的支持，现在天津经济发展潜力已经充分释放了出来，增速惊人，天津已经站在了全国经济发展的前沿。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天津将是下一轮中国经济发展的新亮点、北方经济中心及新兴的经济增长极。如果天津的作用是带动提升环渤海经济圈的竞争力，您认为北京的作用如何得到进一步发挥？

许正中：天津滨海新区根据中央先行先试综合试点的精神得到优先开发，这是中央一个很重要的战略定位，对于中国北方地区而言，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战略定位。我们看到，天津在高端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方面，已率先突围。而且在城市经营理念和城市发展定位方面，天津也比较成功。比如，天津老城与新城的联动，比如滨海新区内部的生态城，比如诞生了目前世界上运算速度最快的计算机，比如国家纳米技术产业化、生物医药、电动车研发生产等也在滨海新区，滨海新区在发展高端制造业的过程中，并没有同时往高新技术产业方向走。

那么，北京会不会被边缘化？我认为不会。因为北京的主要优势是发展知识经济和创意经济，主要是创意和高新技术产业的联动，主要是原创产业，这就要求高附加值，也就迫使北京市地方政府转变经营方式，即如何从高效发挥人的潜能中完成社会财富创造，这是其应该更多关心的问题。

我刚才提到多核异构，这意味着天津的成长绝对不会取代北京，北京的发展也绝对取代不了天津，而是多核相互联动。同时我们看到，环渤海地区还有青岛、大连，包括20万吨大型钢铁生产基地唐山，这些多核异构，未来将布满这一地区，问题是谁会率先，谁可能高端化？这之间，产业上的生态化十分重要。滨海新区就是通过规划，从高端嵌入，比如中心生态城。包括其港口，现在都进行多元异构，比如在西部建无水港，增加自己的经济辐射力，等等，都是很成功地提高竞争力的举动。但这些方面的竞争，未来更多应体现在战略层面和政策层面以及制度层面，而制度层面的竞争应放在第一位。

我最近去滨海新区，被邀请去参观当地的九通一平，发现九通一平竟写进其发展纲要和解说词里。显然，如果市场、配套措施、资本、人流、物流等等都畅通无阻，所有的问题都将得到解决。我们看到，滨海新区已经建立了面向新世纪的先导产业基地，而海淀区和中关村，也已形成基于高新技术和人的智能潜能充分发挥的知识产业基地，这些都是一种成功。

《华夏时报》：由此来看，您认为提升整个京津冀都市圈的竞争力当前所面临的最重要问题和主要任务是什么？

许正中：最重要的问题是产业融合，以及国际经济增长极和经济发展引擎的各种生产要素和产业的融合。其重点任务，应是互融互通，共同打造出一个世界级的城市带和经济增长极。

该地区的发展必须要面向世界。小平同志曾经常说，要面向世界。京津冀区域不仅应成为世界产业转移的承接地，更重要的是，应通过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制度设计，激励新产业的产生，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引擎。如此推进，则北京与天津的发展潜力无限。

须实行统一的公共服务标准

《华夏时报》：虽然京津冀地区经济增长速度差距趋于缩小，但区域差距扩大的趋势没有根本改变，缩小区域差距的难度究竟在哪里？

许正中：区域经济增长，都有一个激化过程。从世界各国各地区经济发展史来看，非均衡增长是普遍的，均衡增长是短暂的。但可以包容性发展，就是要建立社会普遍服务体系，这是一个很庞大的工程。十二五期间能否率先在京津冀地区建立统一的社会普遍服务体系，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比如在产业支撑体系、社会保险体系、教育卫生和医疗保障服务体系等诸多方面，京津冀各地区能实现同构；比如河北的农民、河北的廉价劳动力也能迅速囊括到这些体系中，这样，显然成功在即。

《华夏时报》：缩小区域间人均生产总值、人均收入、人民群众所享受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等方面的差距，应是衡量区域协调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您认为京津冀经济圈在这方面处在怎样的阶段？

许正中：从全国来看，京津冀地区这方面显然处于中上游水平，但与珠三角、长三角比较，则相对落后。

十二五期间，区域经济的非均衡增长，可能还是主流。到一定时期，区域经济可能要按照中央所部署的那样，按生态经济功能去发展。对那些不适于人居住的地区，尽量减少人类的居住和对于生态的破坏。

比如中国西部的秦巴山区，十二五期间，陕西将直接移民上百万，这是典型的生态移民和增值性移民。以过去那样农业文明式的思维来解决区域经济均衡，是不可能的。要想使陕西的人与北京的人保持一样的生活水平，使沙漠地带的人和鱼米之乡的人保持一样的生活水平，也是不可能的。

所谓均衡化发展，是要求通过人的生存环境的转移，以实现人的均衡化发展。区域经济的均衡化，则是服务的均衡化，是政府的基本公共服务的普遍化，而并非人的收入都一样，因为这根本就不可能。如果都一样，那就会像我们过去吃大锅饭那样，反而限制了人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