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稻葵论限购：就像一剂退烧针，有副作用但是必需的

编者按

2月16日，北京市落实楼市调控“国八条”细则——“京15条”出炉。这一被称为“史上最严”的调控细则甫一推出，即引发争议。争议焦点有二：一、“京版细则”中关于限购对象的划分办法，是否涉嫌户籍歧视；二、限购令本身的合法性。

支持者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清华大学教授、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李稻葵，16日其即在个人微博上发表评论称，“京15条”“方向对，但用力太猛”。虽然李稻葵也称“京15条”“魔鬼在细节”，“提户籍以及纳税标准，太蛮。”

批评者随即站了出来。有网友批评其在“替限购说话”，“迎合的人已经很多了，不稀罕”。更严厉的批评来自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教授许小年，他直指李稻葵“斯文扫地”。

经济学家们议论纷纷。在2月19日召开的中国经济50人论坛年会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直言，部分调控政策“挺乱的”，他以北京“限购令”为例称，“货币是央行发行的，意味着给了国民承诺，货币是可以购买商品的，可是，地方政府突然限制购房。限制购买资产后，货币只能追逐消费品，政府又提出要努力管理通胀预期。”这位资深经济学家表达了哲学烦恼：“预期是主观的，而票子发多了是客观存在。如果我们控制不住存在，却硬要控制意识，各种政策怎么协调？”

在同一场合，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王建更是说，“京15条”限制外地人购房，是“市场机制很大程度上从房地产退出了”。

身处舆论漩涡的李稻葵，18日在其个人微博上回应称，“地产限购一事过去两年来一直在和周围同事辩论、探讨。绝不是今天附和谁。”同一天，李稻葵还透露“在动笔写拙文《论限购》”，并强调“京15条”出台前后“没有和政府部门或业界有任何沟通”，此番是“完全凭学术理念发言，会尽快形成比较系统的文字”。

22日，李稻葵在其个人微博上发布了《论限购》一文的链接。

清华大学经管学院教授李稻葵

在许多中国经济学家的心目中，限购是大逆不道、倒行逆施、离经叛道的经济政策。的确，限购让大家很自然地回想起计划经济时代，回想起凭票购物的时代，所以，中国经济学界对于限购似乎有一种本能的反感。本文的主要目的是从经济学的学理上分析限购的本质、理由、适用性及其后果，以求比较系统、精确地讨论问题。

什么是限购？

什么是限购？其本质是什么？限购指的是在市场上对买方或者投资方的数量进行限制，其本质是对市场的一种干预。那么，在什么情况下用数量限制的方式比完全市场化自由买卖（即出价高者得）来得更合理？这是本文的核心问题。回答这一问题必须要有一标准，即，必须定义什么是合理。为此我们必须有一明确的社会福利函数，仅仅是帕里托改进（编注：通俗理解，即一种制度的改变中没有输家，而至少有一部分人能赢）的原则是不够的，因为我们会涉及各人之间的效用比较。我们以下的分析采用消费者效用之和极大化这个相对常用的目标函数。也就是说，我们的判断标准是消费者效用之和是否最大。

传统限购逻辑三要素

“即使不考虑道义问题，仅仅是从经济学福利极大化的角度来看，按价格机制来购买逃脱征兵义务的办法不是最好的。相对而言，限购（在此是不许购买）之下，社会福利来得更好。”

限购的传统理论是收入差距大，同时，限购的产品出现了供给不足，而且该产品是生活必需品（边际效用下降较快），或者该产品在各个消费者之间效用差距极大。另一个产品是其他普通产品，其边际效用是常数。这个理论在经济学界应该不必太多解释，没有太多争议，有点类似博弈论的百姓定理（编注：FolkTheorem，通俗理解，即在一个无限重复博弈中，如果参与者有足够的耐心的话，许多原本不是静态纳什均衡的行动都将可能成为均衡的结果），结论都知道，表述和证明各不同。

生活必需品（如粮食）的情形是这样的。设想社会由两人组成，其收入不均。如果粮食供给充足，低收入者有足够收入，于是，两位均以市场价消费粮食，以至于各自都达到一定的粮食消费量，余下收入消费其他产品。因此，每人的粮食边际效用均等，粮食的分配达到效用之和极大化。而假如粮食供给非常不足，远远达不到以上的粮食消费量之和，这时，如果继续按照市场原则分配，粮食价格会飙涨，收入低者倾囊消费于粮食，其消费量还是比不上高收入者。于是，低收入者粮食消费的边际效用明显大于高收入者（即更加饥饿），社会福利没有极大化。

现在如果引入限购，即每人限量购买一半的粮食供应量，此时粮食需求下降，价格下降，结果会是拉平粮食消费，拉平边际效用，使得社会福利极大化。注意，如果收入是均等的，那么即便不限购，粮食消费也会平等，社会福利也是极大化的。所以，凭票供应如粮票制度合理性的一个必要条件是收入不均。

第二个例子是挽救生命的高端医疗服务。伴随现代科技的发展，出现了一些可以延长乃至挽救生命的医疗技术。但由于是新技术，其供应往往短缺，这些也是高成本的医疗技术。假设每个消费者的偏好相同，即大家对延长生命所赋予的效用是一样的。如果按照价格机制分配的话，那么，高收入者得到的更多，现实情况往往如此，但不是社会福利极大化的。后者要求限制对X的消费，不是出价高者得，以此拉平消费，均等边际效用。要达到这个目的，办法很多，比如用排队的方式来解决。这也是限购的一种方式，因为有钱不一定买得到。

第三个例子稍与众不同一些，模型稍复杂点。那就是美国在越战时期的强制征兵制度。当时的办法就是按出生年月抽签。我在密歇根大学工作时的一位同事RogerGordon不幸被抽中，当过兵，但他有一技之长，在军乐队吹单簧管，没上第一线。因此，他对征兵问题感受极深。我与他以及今日清华同事白重恩曾经合写过一篇文章。该文是谈经济改革中的税收问题，原本与征兵无关，但写作过程中，Roger特别谈到征兵问题，随后以此为灵感创造模型。我和白重恩开始略感突兀，还是欣然接受。该模型描述了这样一个道理。如果使用市场机制，逃脱征兵的指标会有个价格，那么，高收入家庭的孩子可以花钱逃脱征兵，低收入家庭则做不到，至少当时银行不会为此借钱。但这种分配方式很显然不是福利极大化的。因为低收入家庭的子女对征兵的厌恶感可能还高于高收入家庭，比如Roger的家庭收入不高，但他是个非常有才华的学者，特别不喜欢军营生活。于是，市场机制会导致如下的扭曲现象，即，部分低收入家庭的孩子被征兵，而他们被征兵的负效用明显大于逃脱征兵的富家子弟的负效用，因为他们收入低，不得已还是当兵。因此，即使不考虑道义问题，仅仅是从经济学福利极大化的角度来看，按价格机制来购买逃脱征兵义务的办法不是最好的。相对而言，限购（在此是不许购买）之下，社会福利来得更好。抽签是一个替代办法，它让每个家庭以同一概率避免征兵，但有钱也买不到避免征兵的指标。事后看来，Roger本人虽然运气不好，不幸被抽中当兵，但是他还是认为抽签比自由买卖指标要更合理。

限购不仅是防泡沫吹大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政策界对资本管制的态度几乎出现了180度大转弯，今天已经是比较接受的了。比如，以色列央行行长、IMF原副总裁、非常严谨的著名宏观经济学家StanleyFischer最近表示，资本管制是非常合理的，如果没有资本管制，单靠汇率升值应对热钱涌入，其代价太大。”

最近几年，尤其是金融危机爆发之后，经济学界对于资本市场的运行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这与过去十几年来行为金融学的进步不无关系。今天，大家更愿意接受一个基本理论，那就是短期来看，金融市场的投资者往往是“非理性的”（有各种精确的定义），他有过度反应、赢与输时行为不对称等行为，而金融市场制度又有各种各样的正反馈机制，这使得市场的调整周期不仅长而且调幅非常大。比如说，金融市场可能会在短期内出现这样的现象：今天价格越高，大家对未来价格有更高的增长预期，因此泡沫会不断吹大，直到最终惨烈地破灭。

换句话说，金融市场尽管最终有自我调节能力，但是，这种自我调节的过程可能太慢了，在调节的过程中，它所吸引的投资量可能是非常大的，而到最后，泡沫破灭下降的程度，又会是巨大的，而且是瀑布似的下降。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或者监管者有理由比较早地介入，通过某种方式来提醒甚至于限制投资者的行为。这么做的根本理由，不仅是防止泡沫吹得过大，更重要的是，防止在泡沫不断高涨的过程中，资本市场对实体经济带来的影响。

限购，或者说限投资就是一种调和资产市场巨大波动的办法。面对热钱，采取资本管制，防止热钱涌入。中国的资本市场至今不容许境外投资者自由进入，用的就是境外合格的机构投资者计划（QFII）。这就是一个限购计划，它给合格的境外机构一个资金流入的额度，而且对于资金流出还有一定的限制。金融危机后，各个新兴市场国家面对美国的二次量化宽松政策，从2010年底开始纷纷采取了资本管制措施。为什么？究其原因，就是防止热钱涌入太多，带来资产泡沫；而未来热钱出走，又带来资产价格大降。QFII的目的是调和资产市场的周期。如果没有资本管制，资产市场的波动和回调时间会加大。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政策界对资本管制的态度几乎出现了180度大转弯，今天已经是比较接受的了。比如，以色列央行行长、IMF原副总裁、非常严谨的著名宏观经济学家StanleyFischer最近表示，资本管制是非常合理的，如果没有资本管制，单靠汇率升值应对热钱涌入，其代价太大。

再以房地产为例，如果对房地产的投资（非居住）需求过旺，租金/房价比过低，对房子的投资只是期望从更高的房价中获得回报，而并不关心短期的租金，在这种情况下，会推动房地产的投资、价格上涨，资产的供给量也会上升，最终，市场的机制一定会带来资产价格的回归，也就是说价格的下降，从而使租金收益率回归到一个正常的水平。但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往往时间过长，对于金融系统带来的冲击，以及在房地产过分投资过程中带来的土地、资源的浪费，毫无疑问是巨大的。如果监管者能够及时看清这一前景，就应该采取措施进行干预。这种干预的最极端形式，就是直接限制房地产的购买，抑制房地产投资需求。这种直接的限购形式，往往一般来说大家不愿意用，因为是可以通过提高首付、市场利率的方式来打击的。但是在特殊的情况下，这种手段与短期市场的投资需求增长相比，显得苍白无力，因此，限购就成了一个选择。

汽车限购的分析

“到底汽车属于必需品、时尚品，还是奢侈品？我倾向于认为现在有时尚品的因素，但几年之后可能转变为奢侈品。如果这个判断成立，那么北京市这种摇号限购机制应逐步地转换到牌照拍卖方式。”

汽车的使用是传统的负外部性例子。也就是说，一位司机开车上街所带来的实际拥堵情况是超过他的个人感受的。假如一位消费者在上班的路上与另一辆汽车交叉而过，他个人感受到的拥堵只是他所带来的实际拥堵量的1/2，因为他没有体验到对方的感受。因此，对像北京这样的特大型城市而言，最理想的情况应该是不限制汽车的购买，而限制拥堵时段和拥堵路段汽车的使用。即，让消费者在使用环节能够感受到他对其他车辆带来的拥堵效果，这种办法很多，并非本文重点，不一一赘述。

如果对汽车使用限制的手段不多，或者效率不高，那么，限制汽车的拥有量，就是一个退而求其次的方法。控制汽车拥有量的第一个方式就是上海市的价格机制——拍卖牌照。新加坡也实行类似的机制，该国大排量的汽车十年的牌照费大概需要10万美元。

那么在什么情况下，给定要限制汽车总量，北京的摇号限购机制是合理的？答案取决于汽车在民众心目中的地位。假如汽车被认为是必需品，大家觉得在北京非有车才能生活，那么，摇号要比拍卖好，因为拍卖会挤出一部分低收入家庭的需求。换一个假设，如果我们认为汽车是一种独特的时尚品，那么摇号也比拍卖合理。比如说，许多中低收入家庭渴望购买一部私家车已经成为了多年的梦想，就像年轻人手中的iPhone一样，拥有iPhone的人不一定都是高收入者，只是这部分人对时尚品给予了极高的效用，节约其他开支去购买。因此，如果完全按照价格（拍卖）机制来分配汽车牌照的话，短期内可能会彻底打破很多家庭购买私家车的梦。换句话来说，许多中低收入的家庭要圆购车梦，宁可接受概率不高的摇号机制，也不愿意去花费极高的牌照费。这部分家庭通过摇号所获得的幸福感，远远超过高收入家庭购买牌照所获得的幸福感。

假如认为汽车不是必需品，而是奢侈品——因为公交、打车都可以成为它的替代品。那么摇号就不如拍卖合理了。对于奢侈品的需求，一般是中高收入家庭才会有的。拍卖可以按照车主的偏好分配牌照，比摇号更好。摇号会导致运气好但不是特别爱好汽车的低收人群获得牌照，而特别喜欢汽车的高收入人群却得不到牌照。

到底汽车属于必需品、时尚品，还是奢侈品？我倾向于认为现在有时尚品的因素，但几年之后可能转变为奢侈品。如果这个判断成立，那么北京市这种摇号限购机制应逐步地转换到牌照拍卖方式。如果有人要追求公平性，即，居民之间的效用差距，一种可以考虑的办法是对已有的牌照限期，若干年续牌照的时候，参照当时的拍卖价格，补交拍卖费，这不在本文重点讨论之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