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末，加州不再有雪，冬天将只有雨，夏秋季节则迎来的是干旱，而这将摧毁整个加州的水系统。”

 

中国的情况也是一样，或者说更加严重。因为从喜马拉雅山脉的冰川图来看，在过去50年中，中国西部地区的冰川体积已经缩减了21%。朱棣文说：“某些科学预测在不远的将来有可能变为现实：在芝加哥，由于高温天气致死的人数将增加十倍；而在中国，以前每隔20年才可能发生的极端热浪天气将会每两到三年发生一次；长江三角洲和佛罗里达州也将面临更加频繁的洪水灾害。”他说：“科学已经证明，我们改变了地球的命运，但是我们真的想把这样一个地球传给子孙后代吗？”

 

一、位于深圳盐田区大梅沙的万科总部大厦办公楼工程已经基本竣工，万科集团总部将于9月29日正式搬迁。王石在谈到这个新落成的总部大厦时，做了一个手势说，“它的形状是一棵树，只不过这是一棵放倒的树。它平铺在地上，每一个设施之间的有机联系让它成为一个活的生态系统。”

 

万科总部大厦内含办公楼和酒店，全部建筑材料采用绿色建材。地砖是蜂巢式设计，雨水可以通过地砖渗透到地下废水回收系统；每个方向的墙面都经过年度太阳能采集量计算，控制百叶的开关和角度，以保证采光和温度。据介绍说，这个建筑相对同类型建筑节能75%。建筑使用可再生环保材料，另外，秉承“把绿地还给绿地”理念，在大厦楼顶将会种满各种绿色植物。

 

这个总部大厦耗资巨大，但是作为万科支持绿色环保理念的姿态和象征，王石认为它十分值得，他说这将会是一个向公众全面开放的设施，并且这栋由斯蒂芬·霍尔设计的建筑，正在申请世界绿色建筑的最高认证——美国LEED铂金认证。当然，这并不是全部。在东莞这个位于珠三角地区的不大的城市，万科设立了一个住宅产业化的建筑研究中心，从2006年立项，之后完成了一系列研究和实验，推出几个实验楼。王石给它的定义是“一个环保和技术的理想国，它应该是一个零碳排放的基地，一个从荒地上生长出来的‘桃花源’，绿树葱茏，鸟语花香……”

 

住宅产业化是欧美等发达国家所通行的一种房屋住宅开发方式，楼梯、墙体、外墙面砖、窗框、卫生间等都可能成为标准批量化生产，然后在现场进行拼装。这种产业化建设和工厂化预制配件，使房地产转型为工业生产，使房地产项目在建筑周期上大大缩短，对于能源消耗、建设成本、人力物力资源、成本预算、劳动强度的降低等都有巨大的好处。王石对实施住宅产业化的策略十分坚定，他一再表示，自己作为万科集团的董事长，要做的就是长期的策略，而他从8年前选择了住宅产业化之后，就认定住宅产业化的推广能够成为万科未来发展的原动力。

 

预计到2014年，万科集团住宅产业化的比例将达到90%，同时他们乐观地表示，如果国内整个房地产行业住宅产业化的比例达到10%，节能减排效果将十分明显。“住宅产业化比例达到10%意味着将减少10个西湖水的污水排放，减少用电量相当于葛洲坝一个月的发电量，减少森林砍伐相当于9000公顷森林。”王石说。

 

然而到目前为止，热火朝天的房地产工地上尘土飞扬，建筑和装修的绝大部分仍然在工地上完成，首倡者、行业领头者万科在这条道路上摸索了8年，也还只能在北京、上海等有限的几个城市推出试点项目。位于北京的中粮假日风景的两栋楼，预计每平米造价比常规工程高出400-500元，而万科表示作为公司的试点项目，这笔费用将由公司承担而不会被分摊到消费者头上。位于上海的金色雅筑已经交付使用，“采用工厂化方式后，施工失误率可降低到0.01%，外墙渗漏率水平为0.01%，精度偏差以毫米算小于0.1%。”可是结果事与愿违，在施工的过程中，由于工人对新工艺的技术把握不够，最终出现墙面大面积渗水。甚至让王石骄傲异常的万科新总部大楼，在打足了环保牌之后，却被一些同行批评为高能耗的建筑。有人认为万科新总部大楼的种种环保设施，正是建立在更多的能耗之上的概念之作。

 

在即将到来的上海世博会上，万科的展馆主题定为 “尊重的可能”，王石透露说，展馆会采用麦桔梗作为建筑原材料，展览内容包括人类一步步侵占金丝猴的生活空间，学习非洲蚂蚁高超的建筑技术，芳草格对抗沙漠化，人与垃圾的战争……很显然，住宅产业化和绿色建筑在中国还只是一个停留在概念上的话题，离真正实现还很遥远，或许会比万科所预计的2014年要遥远得多。

 

朱棣文在清华大学的演讲中说，全世界40%的能源消耗实际上来自于建筑物的能耗。美国大约有3000亿平方英尺的建筑物，而中国在未来15年内将新建同等面积的建筑。随着中国城市化的进程向前发展，城市房屋将以天量增加，如果中国还以美国在上世纪50年代那样的方式建造房子，那么必将面临能源危机。作为能源专家的他甚至建议，把所有建筑物的屋顶涂成白色以减少吸收太阳热能，这样达到的效果相当于减少汽车在公路上排放二氧化碳11年之久。

 

可是，2009年7月，王石在上海一家电视台录制节目的时候，谈及环保的话题屡屡被主持人和嘉宾打断，他们更关心的，还是房价、开发商的暴利和王石自己对慈善的态度。

 

二、假如天从人愿，到2014年，中国的建筑业都采取了产业化的建筑方式，到2015年，绝大部分的中国人都开上了纯电动的汽车，未来却也未见得如我们所愿的那般绿色。因为从目前来看，在我国能源消费结构中，一次能源69%依靠煤炭，发电量的80%左右来自火电。绿色和平组织依据中国各发电集团的耗煤量、二氧化碳排放量，供电煤耗、二氧化碳强度和可再生能源发展等指标，对十大发电集团的气候影响进行评析。分析结果显示：十大发电集团2008年的总耗煤量超过5.9亿吨，占全国煤炭总产量的五分之一。2008年，仅排名前三的发电集团（华能、大唐和国电）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总和，就比同年英国全国的排放量还要多。

 

中国的电力企业急需向新能源清洁能源转型，可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是，现阶段太阳能发电的成本是煤电、水电的5-10倍，一些地区风能发电价格也高于煤电、水电。福建通达水电有限公司董事长陆辉在2005年就遭遇到这样的难题。作为一个民营企业，他拿到了一个水利项目，资源很宝贵，但自主开发的结果可以想象，必然是几乎无法承担的费用和难以预期的收益，在不舍得放弃的情况下，他经人介绍认识了大唐集团水电物资公司CDM办公室主任唐人虎。在唐人虎的帮助下，这个水电项目的二氧化碳减排量卖出了100万美元的价格，这笔钱让这个项目在还没有动工的情况下就有了一笔可观的收入。唐人虎所就职的大唐集团，作为中国最大的电力企业之一，近年也在积极地向新能源方向做战略转型。2009年大唐新能源公司挂牌成立，在整合大唐赤峰风电公司的基础上建立专业化的风电企业，并计划推进到太阳能发电、垃圾发电、小水电等其他新能源项目，以延伸风电产业链。但是唐人虎在央视 《对话》节目中也提到，在刚开始做清洁能源的时候，他的领导、现任大唐集团新能源公司董事长殷力给他的任务，就是CDM（二氧化碳减排量交易）。

 

CDM是一个因 《京都议定书》的签署而衍生出来的市场，《京都议定书》在确定了发达工业国家的减排计划之外，还确立了一些灵活的机制。在这一机制下，受到二氧化碳减排额度约束的发达国家企业和政府机构，可以通过技术转让或资金投入的方式，与发展中国家的节能减排项目进行合作，从而获得该项目所降低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以抵扣其自身的排放量限额。这一规定催生了碳交易市场，而中国作为一个快速成长中的不发达国家，成为了这个市场中的最大卖家，根据高盛的预计，中国的碳交易市场达到了每年80亿美元的规模。而这成为了许多从事清洁能源和低碳经济企业的一种融资方式。

 

不过，CDM的概念在中国炒得很热，成功的案例却没有想象中那么多，福建通达水电有限公司只是其中的幸运儿。嘉润道和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刘敬霞律师的一位客户——位于河北省邯郸市的一个垃圾处理厂，在《京都议定书》生效那一年，在一次会议上接触到来自意大利的碳排放买家，双方一拍即合，从此开始了在CDM项目上的合作。然而几经努力，最后这个项目仍然半途而废，刘敬霞律师说，因为规模无法达到联合国的要求而流产。这在CDM项目上是很常见的。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联合国的文件审核非常严格，而在中国能够执行此类文件起草准备工作的专业人员，实际上相当匮乏。

 

三、马丁·路德金在1967年名为 《打破沉默》的演讲中说，“我的朋友们，我们今天面临这样一个事实，明天即是今天。我们现在面临着强烈的紧迫性，在这个无法预见却又琢磨不透的生活与历史里，赶紧做我们需要做的事情吧。”作为地球上最大的碳排放国家美国，迟迟未在《京都议定书》上签字，在奥巴马总统上台之后，却大打新能源牌，希望能够救经济、保增长。新任的能源部长朱棣文，对替代能源的重视和研发，已经反映了美国必须对中东石油减少依赖的经济成本收益考量，也显示了美国希望把握地球升温的大国领导责任的政治正确。

 

当然，绿色能源不会是三两年见效。绿色经济要取代石油经济产业链，恐怕需要十年二十年的时间。但是，现在能预见，未来绿色经济的霸主仍将是美国；这个过程中，中国如何占有自身应有的一席之地？今天不布局占得机先，日后可能就一再落后，到最后追赶都无门。值得庆幸的是，这一次，尽管艰难迷茫，我们却并未落后。

 

中国科技部全球环境办公室副主任吕学都，从1991年开始，他就开始主管气候变化的科学研究计划、政策及国际谈判，5年后，他成为中国气候变化谈判代表团的主要成员，亲身参与了《京都议定书》的谈判。吕学都在接受媒体记者采访的时候表示，中国政府在碳减排问题上所做的努力，不逊色于任何一个发达国家。“中国政府确定了在‘十一五’期间，单位GDP能耗减少20％，相当于减少排放二氧化碳15亿吨左右。这样的成就，哪个国家可以相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