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五台县南禅寺大殿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发现，因其整体结构、细部特征和殿内佛像都具有鲜明的唐代风格，而且在大殿西侧四椽栿下发现墨书题记“因旧名旹大唐建中三年岁次壬戌月居戊申丙寅朔庚午日癸未时重修殿法显等谨志”，因此当即认定大殿建于建中三年（782年），早于大中十一年（857年）建造的五台县佛光寺东大殿七十五年，是中国现存最早的木构建筑[1]。但作为断代重要依据的建中三年题记当时并没有照片或摹本发表。南禅寺大殿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曾加以维修并对其外观作了仿唐复原，在发表的工程报告中也抄录了这一题记，可并没有提供题记的进一步信息[2]。

曹汛先生在1996年发表《中国建筑史基础史学与史源学真谛》一文中指出南禅寺大殿建中三年题记的干支有误，这一题记是后人伪造的假款，不能作为大殿断代的依据，当时文中没有展开论述[3]。最近曹汛先生又撰文对此问题作了进一步说明[4]，根据曹汛先生的观点，这一题记所纪的年、月、时的干支皆没有错，但根据两唐书本纪及陈垣的《二十史朔闰表》，建中三年七月是壬午朔，题记中的“丙寅朔”有误，因此这一题记为后人伪造。曹汛先生又发现大中六年（852年）岁次壬申，七月为戊申，七月朔恰为丙寅，进而推断原来的题记为“因旧名旹大唐大中六年岁次壬申月居戊申丙寅朔庚午日癸未时重修殿法显等谨志”[5]，后人将题记中改动三处，即将“大”改成“建”，“六”改成“三”，“申”改成“戌”[6]，变成现在的样子，因此南禅寺大殿应建于大中六年。曹汛先生的发现，促使我们对曾经是确信无疑的南禅寺断代问题作进一步思考，并通过此类问题的辨析为中国建筑史研究奠定一个更为坚实的基础，同时在研究方法上为我们后学作出了示范。但曹汛先生认为此题记为后人伪造，南禅寺大殿建于大中六年这一解释，我认为存在若干疑问：

1、作伪动机不明。作伪者不会无缘无故地伪造题记，他肯定有某种明确的目的，关于这一点，曹汛先生文中仅模糊地提到“后人所以要做这个手脚，大概是因为此殿原来确是建于建中三年，会昌灭法时毁掉，大中复法后又‘重修殿’，并且‘因旧名’仍称为南禅寺”[7]，但对于南禅寺这种山野小寺以及其服务的底层信众来说，建中三年和大中六年之间的差别具有什么意义？如果要证明此题记确是后人伪造，首先要对这一问题作出明确的回答。

2、作伪手段不合理。曹汛先生推测后人将“大、六、申”三个字改掉以伪造题记的说法，其根据是原报告中提到的题记“四周木料似乎被刨去了一层，所以有字的地方微微觉得高起一点”这一现象[8]，但报告强调的是“四周”被刨去一层，并未提及“大、六、申”这几个字低于其他字。而且假设后人是按照曹汛先生所推测的方式进行作伪，那么在刨去原字重题时需要考虑墨色、笔迹、新旧程度等因素方能进行逼真伪造，作伪手段复杂而效果也不见佳，反不如完全刨掉原有题记重题来的简单。

3、大中六年七月这一推定的建造时间也不甚合适。按《资治通鉴》记载，大中六年六月“河东节度使李业纵吏民侵掠杂虏，又妄杀降者，由是北边扰动”，为此朝廷在闰七月任命卢钧为河东节度使，韦宙为副使，此后通过韦宙的努力，才使这一事件逐渐得到解决[9]。南禅寺所在的代州地近边塞，曹汛先生推测的南禅寺大殿的上梁时间为大中六年七月五日，此时应正处于不安定时期，不适合进行土木建设。

基于以上疑问，我认为曹汛先生的南禅寺大殿建中三年题记为后人伪造的说法不能成立，但先生指出的这一题记干支有误又是事实，因此本文尝试对此重新作一解释。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纪错日干支的情况在唐代并不少见。我以周绍良和赵超主编的《唐代墓志汇编》和《唐代墓志汇编续集》[10]两书所收唐肃宗至唐德宗三朝（756-805年）墓志为例加以统计说明，两书所收的墓志现多有原石或拓本存世，其中的干支错误为后人传抄所致的可能性较小[11]。两书共收这一时期的墓志461篇，采用干支纪日的有122篇，约占总数的26.5%，而其中干支有误的有11篇，约占干支纪日的墓志数量的9.0%[12]。9.0%的出错率可以说明当时墓志中干支纪日出错的情况并不少见，而墓志于墓葬的意义及重要性和建中三年题记于南禅寺大殿的意义与重要性基本类似，由此类推，南禅寺大殿题记的干支纪日出错并非没有可能。

我认为造成当时干支纪日出错的首要原因是唐代民间纪日以序数纪日为主这一事实。按照池田温的研究，中国上古时期采用干支纪日方式，到汉代主要用干支纪日，兼用序数纪日，自三国时期以后，虽然正式的公文书写格式仍然多用干支纪日方式，但民间日常纪日中采用序数纪日的方式逐渐普及[13]。由此可知，唐代的民间纪日以序数纪日为主，上文关于唐代墓志采用干支纪日仅占26.5%的统计也可以说明这一点，这就造成唐代的一般民众对于干支纪日不是非常熟悉，在一些特殊场合要采用干支纪日时，需借助历日来查询，而不是像曹汛先生所想象的那样，南禅寺大殿建中三年题记如果题写人“自己喝醉酒写糊涂了，别人也会很容易发现”[14]。这涉及到唐代历日的颁布、传播及使用情况。

在中国古代颁布历日不仅是为了满足历日查询的需要，更是国家权力的重要象征，原则上只能由中央政府颁定。关于唐代的颁历制度，陈昊根据近年来唐令研究的最新进展进行了研究，他认为唐代的历日每年由中央天文机构制定并抄写若干份，在年前颁到京城诸司及一定层级的地方机构，而且每个地方机构只有一本，然后再依次转写下颁[15]。也就是说，当时的历日传播方式以手抄为主，晚唐时虽然在剑南西川等地有私家雕版印刷的历日出现[16]，但遭到中央政府的禁止[17]。直到五代，政府才通过雕版印刷的方式传播历日[18]。唐代历日因为是逐日具注，字数较多、篇幅较大，以手抄方式传播肯定会受到一些限制，可以推知唐代的历日流通并不是很普遍[19]。至于象南禅寺这些相对偏僻的地方，得到历日肯定更为不易。

另外，历日在多次传抄中出错经常是不可避免的，这可能就是为何唐代干支纪日错误多见的原因之一。但对于一般的抄误，干支都抄错的可能性不大，南禅寺大殿题记的七月朔干和支两者皆误，不能仅以一般的抄误来解释，可能还有其特殊的原因。

下面再看一下唐代历日的构成情况。在《旧唐书》等文献中记载了戊寅历、麟德历、大衍历等的推算方法，但并没有记载当时实用历日的具体情况。幸运的是，在敦煌和吐鲁番的出土文献中保留了以唐宋时期为主的古代大约六十多件历日残件实物，包括了根据中央天文机构所颁转抄而成的历日、唐代剑南西川等地流入敦煌的私家历日和吐蕃占领时期及归义军时期敦煌本地编撰的历日等不同种类的历日[20]。根据这些资料，可以看出从早期到晚期，历日经过了一个由简至繁的发展过程，主要表现在具注内容的增多。

关于敦煌和吐鲁番出土历日的结构与构成情况，黄一农、邓文宽和华澜（Alain Arrault）等进行了详细的研究[21]。根据他们的研究可知，历日通常由历序和正文组成。在历序中一般论述历日的用途及重要性、年月日诸神杀所在以及大小月的排列等内容。正文中每月前首先说明月序、月大小、月建干支等内容，然后是逐日具注，一般采用表格的形式，用折叠出的或墨线画出的分割线加以分割，每日一竖行逐日标注。表格上下一般分为三部分，最上一部分记日序、干支、纳音、建除等，第二部分则视情况记弦望、二十四节气、七十二侯等，第三部分为阴阳大小会、各日出现的神杀名、各日行事宜忌等。 通过上面的介绍可知，唐代的历日构成复杂，在以手抄方式传播时，抄录一件完整的历日是不小的工作量，而且其中一些内容对于一般人来说用处不大，因此推测历日在民间传抄时可能会采用摘抄方式抄写，摘抄者按照自己的需要，只拣重要的日期或内容抄录。《宋淳化四年（993年）癸巳岁具注历日》（伯3507）即被认为可能是这种情况，这一件历日不仅前无序文，而且各日不分行，只拣选较重要的日期，记载月相、蜜日、节候或昼夜长短等相关内容[22]。斯9532号敦煌文献也可能是类似的情况，此件文书现仅存四行，每行各记录两个日子的干支、纳音和建除，据研究这八个日子是六月十日、廿五日、七月十日、廿日、八月十日、廿日和九月十日、十五日，但其用途目前还不明了[23]。

这两件敦煌文书提供了两种不同的摘抄方式，《宋淳化四年（993年）癸巳岁具注历日》（伯3507）采用的是以时间为序将各种重要日子依次摘出的方式，而斯9532号敦煌文献则是采用了按特定目的将一类日期摘出的方式（虽然其目的还不清楚）。按照摘抄者目的不同，第二种方式的摘抄存在多种可能，比如可以将一年中的蜜日或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的日期分类摘抄等。在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将朔望日单独摘抄的可能性。上文已提到，在历日的第二栏一般注月相，包括上弦、望、下弦，其中上弦、下弦只有天文学意义，但望与朔一起在唐代成为具有礼仪意义的日子。比如，唐代自唐高宗朝以后规定每月朔望在京五品以上的文武官员都要到太极殿（大明宫在宣政殿）参加朔望朝参，唐高宗永徽二年（651年）规定每月朔望上食诸陵，唐玄宗天宝十一年（752年）又规定每月朔望荐食太庙[24]，唐代还规定五品以上官员的葬礼于每月朔望设殷奠[25]。另外，后世禅宗寺院有旦望上堂之制[26]，一般民众也于每月朔望共拜家长或祭祀祖先[27]，但这些仪式是否承袭自唐代目前还不是很清楚。“望”按照现在的一般解释，认为每月十五日或者是大月的十六日、小月的十五日为望日，但实际上古代的望日并非完全遵守这一规律，甚至还会出现在十四日或十七日，因此为了朔望行事的方便，单独将朔望从历日中摘出以便查询还是很有可能的。

下面将视线转回到南禅寺大殿题记本身。我发现，建中三年六月望日的干支恰好为丙寅，按照《三千五百年历日天象》“合朔满月表”的推算，建中三年六月望的具体时间为公元782年7月29日13时11分[28]，即建中三年六月十五日丙寅。结合上文的讨论，推测南禅寺大殿题记中将七月朔日的干支壬午误为丙寅，可能正是误抄了上月的望日干支。法显在撰写南禅寺大殿的题记时，参考的可能是一份摘抄历日，当在摘抄历日时（不一定是法显本人摘抄的），将建中三年的朔望部分摘抄成：“……六月朔壬子十五日望丙寅七月朔壬午……”，本来应读为“……六月朔壬子，十五日望丙寅，七月朔壬午……”，但因为未分行又不加句读，法显理解成“……六月朔，壬子十五日望，丙寅七月朔，壬午……”，由此导致南禅寺大殿建中三年题记中将七月朔日干支误为丙寅[29]。

通过上文的讨论，我认为南禅寺大殿建中三年题记的干支纪日错误是建中三年当时记错的可能性很大，不应视作是后人伪造的假款，南禅寺大殿的建造时间还是应以建中三年为准。当然，上述讨论只是基于目前公开发表的资料进行的，因为题记还没有照片或摹本发表，此项研究的基础资料还不够充分，只能是在现有条件下进行一些相对合理的推测，对此问题的进一步讨论，尚待关于题记本身更详细的资料发表。南禅寺大殿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木构建筑，其公开发表的资料尚如此不完整，其他大多数古建筑的资料发表情况比南禅寺大殿更加不如，由此导致我们建筑史研究经常是建立在一个并不坚实的基础之上。这一情况的解决，或许要期待国家相关部门制定强制性的古建筑测绘及维修工程报告编写及公开制度，这不仅是文物建筑保护的需要，也是建筑史研究得以深入的重要条件。

附记： 曹汛先生近年来在《建筑师》上发表的“问学堂论学杂着”系列文章，多材料翔实、论证严密，但先生在《二龙塔考证和呼救》（《建筑师》第120期）一文中认为陕西省长安县二龙塔即《大唐故兴圣寺主尼法澄塔铭并序》中提到的法澄于马头空建的舍利塔，此论则未必确切。法澄作为华严宗三祖法藏的弟子，她修建舍利塔的地点马头空在唐代华严宗具有重要地位，隋时僧珍禅师在此开凿洞窟建成因圣寺，华严宗初祖杜顺即在此从僧珍学习，《法苑珠林》对此地的描写是“京室东阜地号马头空，崖岸重邃堪为灵窟”（参见《法苑珠林》卷二十八及《续高僧传》卷二十五），法澄塔铭中也提到法澄死后“安神于龙首山马头空塔所”，龙首山即龙首原，现在西安市东南浐河西岸还有地名为“马腾空”，当即“马头空”之讹，由此可知法澄所建的舍利塔位于长安城东浐河西岸的龙首原上，二龙塔与此并无关系。

又，曹汛先生在《建筑史的伤痛》（《建筑师》第132期）一文中认为神通寺四门塔“大业七年造”的题记是大业年间重修塔顶时工匠随意所刻，四门塔应建于东魏武定二年（544年）。但1972年修理过程中，除发现了大业七年题记外，还在塔心柱内距地表2.14米处发现了舍利函，函上虽然没有题记，但埋藏方式与已知的隋仁寿年间的舍利埋藏方式基本一致，另外遗物中还发现有隋五铢钱一枚（郑岩， 刘善沂。 山东佛教史迹——神通寺、龙虎塔与小龙虎塔。 台北： 法鼓文化， 2007），可知此舍利函为隋代所藏，因此大业七年（611年）绝不仅仅是维修了塔顶，四门塔建于隋大业七年的说法不能简单否定。

又，曹汛先生在《建筑史的伤痛（续）》一文中认为河北省灵寿县幽居寺塔应是北齐天保八年（557年）高叡所建，是已知多层砖石塔中确切年代最早的实例。关于幽居寺塔及其相关遗存，刘建华曾撰文加以介绍（刘建华。 北齐赵郡王高睿造像及其相关文物遗存。 文物 1999（8）： 66-77），刘建华指出除了现存塔内的释迦像、无量寿像、阿閦佛像外，高叡同时还造了一尊弥勒佛像，即高叡共造了四尊佛像供养于塔内，其布置方式应类似于神通寺四门塔采用的围绕塔心柱四面排列的方式（从经文及实例来看，四方佛存在多种组合方式），与现存的幽居寺塔建筑形式不合，幽居寺塔应不是北齐原物。